不過，在“新世界”舉行的救濟東北難民游藝會中，話劇演出并不像楊邨人所說的那樣，“占了最重要的成分”（見《上海劇壇史料》）。我們有廣告為證：

假定在1932年12月31日，一位上海市民因明日無須上班，翻翻《申報》看看可作何種消遣，他會發(fā)現(xiàn)上幅廣告。首先撲入眼簾的，自然是“花國舞后”、“名花”的字眼。如果他覺得太過荒唐，也就隨手翻了過去；如果他是個舞迷，恐怕就躍躍欲試了，晚上可以來個通宵舞！如果他有足夠的耐心，才會在廣告的左上角，大字的“電影明星”、“啼笑因緣”下，在“今日游藝節(jié)目一覽”中發(fā)現(xiàn)：智仁勇女中在“自由廳”演出田漢的《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春秋”的劇目是《亂鐘》。它們的位置在京劇之后、“雜�！敝�前———話劇在此幅廣告中的位置，也是它在上海演出市場中的位置。話劇與跳舞“選后”、文明戲《啼笑因緣》、京劇、蘇灘等等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卻皆冠以“救國”之名而被生硬地塞進了同一個演出場所。此間的話劇恐怕難有跳舞選后等等的號召力。

然而，“救國”卻是整個社會的“超我”，左翼試圖用它來打壓都市欲望和娛樂；后者亦有對策：以“救國”為衣冠白晝出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