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9月6日電 9月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fā)表題為《日本博物館里的中國文物》的報道。

　　日本博物館里的中國文物稱得上是“浩如煙海”，與歐美國家博物館里的中國文物大多是鴉片戰(zhàn)爭后流走的不同，日本博物館里的中國文物有一部分來自甲午戰(zhàn)爭之前兩國的正常文化交流。正因為文物來源的不同，造成了日本博物館在展示中國文物時，有一種矛盾的心態(tài)。

　　日本有多少中國文物？

　　日本現(xiàn)在有多少中國文物？甲午戰(zhàn)爭前的不好統(tǒng)計，對于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期間的文物，據(jù)媒體公開報道，被日本掠奪的文化財產(chǎn)有1879箱，被搶文物不計其數(shù)，僅戰(zhàn)后日本方面自己統(tǒng)計的數(shù)據(jù)就高達360萬件。201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出版了一本《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這本書足足有1400多頁、180萬字，詳細記錄了甲午戰(zhàn)爭之后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收錄自1895年甲午戰(zhàn)爭后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前流入日本的中國珍稀文物15245件。

　　在日本的中國文物，主要被收藏在東京、京都、奈良、九州四大國立博物館，其中以東京國立博物館最多。日本皇室以及47個縣都道府甚至各個地方的博物館也都存有中國文物，如位于日本皇居東御苑內(nèi)的三之丸尚藏館就有王羲之《喪亂帖》在內(nèi)的大量中國珍寶，以收藏唐代文物著稱的奈良正倉院也屬于日本皇家博物館。收藏漢代倭奴國王金印的福岡市博物館以及收藏盛唐人物畫唐梁令瓚《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的大阪市立美術館，則屬于地方博物館。

　　還有大量的中國文物，并不在公共的博物館中，而是在日本私人手中。日本很多私人博物館以收藏中國文物著稱：如京都的有鄰館和泉屋博古館，大阪的山中商會，東京的永青文庫、根津美術館和靜嘉堂，滋賀縣甲賀市的美秀美術館等，還有一些原來的私人博物館后來交由政府管理，譬如東京的書道博物館等。另外，還有很多的中國文物被收藏在日本各地寺院、神社、大學、企業(yè)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中。

　　中國文物在日本博物館中的地位

　　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中國文物，日本很多博物館將直接關門。京都有鄰館三層展廳里堆滿了來自中國的文物，藏品數(shù)量之多和規(guī)格之高，嘆為觀止。該館的頂部用乾隆時期制作的大批琉璃瓦建造了一座亭子，非常引人注目。這部分琉璃瓦原本用于清宮的修繕，后來被倒賣到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的展品同樣幾乎全是中國文物，從甲骨文、青銅器、秦磚漢瓦無所不包，并且還有國內(nèi)罕見的熹平石經(jīng)和三體石經(jīng)殘片。

　　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松本伸之給筆者的一份清單上顯示，京都國立博物館全部8526件藏品中，中國文物有2773件，占33%，其中以繪畫和書法作品最多，共有1842件，其中唐代手抄本《漢書·楊雄傳》已經(jīng)被列為日本國寶級珍品。松本伸之曾經(jīng)擔任東京國立博物館副館長和奈良國立博物館館長，是中國文物研究專家，他說，日本藏有中國文物最多的屬東京國博。

　　有資料顯示，東京國博大約10萬件藏品中，來自中國的藏品大約有1萬件。記者在東京國博采訪時看到，該館的東洋館一共11個展館，中國展館占了6個，展品時間跨度從公元前5000年到近代。其中不少文物都被定義為日本國寶，相當于最頂級的文物。

　　中國文物在日本博物館中的地位，可以從日本政府的國寶清單可見一斑（2012年統(tǒng)計數(shù)字）。以瓷器為例，在有14件被列為日本國寶的瓷器中，8件來自中國，1件來自朝鮮，5件來自日本本土。被列為國寶的書法作品、典籍絕大部分來自中國。日本所謂的國寶，除了極少量來自朝鮮外，主要來自中國。當然，有專家提出，如果拿出一個客觀的標準，日本本土的大量所謂國寶，遠達不到中國一般文物的標準。另外，也有專家認為，大量被私人收藏的中國文物，因為其稀缺性和來路不正，根本沒有露面。

　　由于歷史的原因，很多流失日本的中國文物，在中國已經(jīng)無法見到或者相當稀少，譬如宋代的曜變天目茶碗、唐代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泉居博物館的虎食人卣青銅器等，京都國立博物館收藏的智永真草千字文也是存世的唯一一份智永千字文墨跡。

　　總體認可中國文化傳承

　　由于中日之間深遠的交流歷史，日本博物館能比較客觀地介紹中國文物及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譬如東京國博在關于中國漆器的介紹中就寫道：“中國漆器工藝具有7000年以上的歷史。”京都國立博物館的中國繪畫展館介紹中也提到：“在傳入日本的東亞繪畫當中，中國畫的畫論和畫題尤為豐富，對日本繪畫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日本各大博物館也經(jīng)常推出關于中國文物的特展，譬如東京國博去年的中國繪畫和書法特展，展品來自常盤山文庫收藏的宋代書畫珍品。京都國立博物館的中日書法名品展，展出中國書法作品18幅，大都是唐宋時期的精品，除了智永千字文外，還有從京都知恩院借出的西魏時期國寶《菩薩處胎經(jīng)卷》。京都國立博物館在展覽的介紹中說：“中國與日本同屬于漢字文化圈……對于中日兩國的人們來說，漢字不僅僅是單純的記號，更是一門被稱為書法的藝術。”

　　京都國立博物館會客廳里，一直掛著一幅郭沫若的題詞：“日本在隋唐時代與我國深入接觸，采用漢字為其文字之根源，書法亦因而會通，平假名結(jié)構大有二王筆意，欣賞天門海翁書者可知余言之不謬。”（注：天門海翁為日本著名書法家豐道春海的別號）這也充分體現(xiàn)了京都國立博物館對待中國文化的態(tài)度。

　　所有在日本的中國文物中，收藏在福岡市博物館的漢倭奴國王印應該是知名度最高的，該館用了兩個巨大的展館來收藏和介紹這枚微小的金印，金印也早就成了整個福岡甚至九州的象征。這枚金印的發(fā)現(xiàn)地，也成了知名旅游景點。

　　松本伸之在東京國博任職期間，就曾策劃過很多關于中國文物的展覽，與中國文物部門有密切聯(lián)系，曾去過中國100多次，到過中國30多個省份。他說，日本人向來對中國文化非常憧憬，即使在深受西方影響的今天，“日本人內(nèi)心深處，文化素養(yǎng)還是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

　　小心思

　　不過，日本很多私立博物館在關于中國文物的態(tài)度上，不乏很多小心思，這很可能與文物來源不正有很大關系。以有鄰館為例，館藏雖然非常豐富，但該館每個月只開放兩天，并且嚴禁拍照，對于文物的來源更是從不提及。該館將有殘缺的故宮琉璃瓦鋪在地面上任人踩踏，一面乾隆皇帝題寫的“天下第一峰”的巨型石碑放在院內(nèi)角落里，沒有任何介紹。

　　即使幾個國家博物館，展覽中也經(jīng)常有一些問題。有家博物館舉辦過一個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西藏探險的展覽，就把中國和西藏對立起來，故意讓人產(chǎn)生一種西藏并非中國一部分的錯誤認知。

　　九州國立博物館曾做過一個東洋瓷器展，里面絕大部分展品是來自中國的精品瓷器，其中包括被列為日本國寶的油滴天目茶碗。除了中國瓷器外，還有少量來自朝鮮半島的瓷器，但質(zhì)量差強人意，感覺就是為了故意稱之為“東洋”而非“中國”，拉進來湊數(shù)。

　　文物歸還遙不可期

　　對于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到抗日戰(zhàn)爭期間從中國通過非法手段帶到日本的文物，松本伸之的態(tài)度比較微妙，他一方面強調(diào)京都國立博物館的中國文物都是通過合法手段獲得的，同時表示，私人博物館的文物都是“個人財產(chǎn)”，國家很難干預。

　　日本部分學者近年成立了一個叫“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的民間組織，該組織成員、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教授鄧捷告訴記者，即使在短時間內(nèi)無法歸還這些文物，各個博物館也應該表明文物的出處，讓參觀者知道文物是何時進入日本，如何進入日本的。

　　鄧捷表示，推進會過去幾年來一直要求歸還位于靖國神社前的獅子以及日本皇宮內(nèi)的鴻臚井碑等珍貴文物，這些文物都是日軍在戰(zhàn)爭期間從中國非法運走的。她表示，靖國神社和皇宮人員先是尋找借口，推三阻四，后來干脆對他們的呼聲置之不理，態(tài)度極其惡劣。她說，鴻臚井碑作為唐代文物，日本政府不僅不提歸還，甚至不讓人參觀，幾十年來，全日本只有一名學者見過此碑。而這只是大量中國文物的縮影。

　　加強交流不可少

　　松本伸之認為，在中日關系處于緊張時期，更應該通過中日兩國文化方面的交流，加強民間的了解。松本伸之說，2012年，他在東京國博策劃中國王朝至寶展，在北京待了1個多月，與中國方面進行密切交流，終于借到了170件文物，讓展覽成功進行。

　　“這是我職業(yè)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展覽。”他說，期待未來兩國博物館有更多合作。

　　奈良國博研究部長吉澤悟經(jīng)常到中國陜西、河南的博物館參觀交流。“日本受到中國的影響，但也生成了有別于中國的文化，產(chǎn)生區(qū)別的過程是怎樣的？奈良國博正是一個向人們提供這些史料的地方，一個向人們提供理解自己和他人機會的地方。”吉澤悟說。

　　他告訴記者：“奈良國博經(jīng)常做介紹中國的展覽，我們也關注中國的考古發(fā)掘新動態(tài)，希望兩國增加交流機會，這是增加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基礎，非常重要。”